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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早些时候，俄罗斯一项新法律生效，打击“品、精神药物、其类似物和前体”以及具有精神活性植物的“宣传”。其中尤其针对一切被认定为鼓吹对这些物质“宽容态度”或宣扬其“吸引力或必要性”的公开表达。

　　从形式上看，这项法案由俄罗斯国家杜马于2024年通过，是对现行相关物质监管规定的修订。但在这部新法的细则中，隐藏着一项前所未有的尝试：重写后苏联时期俄罗斯的整个文化史。

　　此次修法最重要的变化，是适用范围被大幅扩大。过去，针对违禁药物的网络宣传本已受到限制；而修正案如今追溯性地要求所有“文学和艺术作品”接受合规审查。换句话说，整个后苏联时期俄罗斯出版物、音乐和电影档案中，凡是可能被模糊解释为宣传违禁药物的内容，都可能受到影响。

　　根据新法，被认定违规的内容必须附上醒目的特别警示。违规者将面临高额罚款，屡犯者甚至可能被判刑。这项法律以保护公共健康这一常规法律措施的面目出现——毕竟，很少有人会反对降低违禁物品的吸引力——但它将给俄罗斯词曲作者、电影制作人和作家，以及唱片公司、出版社和网络流媒体平台带来沉重负担。

　　这项新法延续了俄罗斯审查制度的一贯模式。最典型的例子，是2013年对“非传统性关系宣传”的禁令。

　　新法进一步加重了俄罗斯内容创作者和出版者必须穿越的监管雷区。现有禁令还涉及自杀、“不生育生活方式”、影视中的吸烟、犯罪亚文化、“极端主义”内容、任何可能被视为“抹黑武装力量”的内容，以及许多不符合普京政权意识形态要求的话题。

　　这些禁令有的写入法律，有的并未成文，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点：定义始终含糊不清。创作者因此无法确定什么会冒犯当局，什么不会。更重要的是，没有人会事先告诉你边界在哪里。合规责任被推给媒体、出版社、电影发行方和其他平台，由此形成一种广泛的预防性自我审查文化。

　　根据法律，俄罗斯数字发展部和文化部负责保存违规者名单，内务部则可依据模糊标准下达下架命令。整个过程没有司法审查。

　　这部反违禁品法追溯适用于1990年8月1日以来制作的所有内容。这个日期本身值得注意：那一天，苏联正式废除审查制度，并解散了令人畏惧的审查机构格拉夫利特。这个机构曾能决定每一部文化作品的命运。

　　通过选择这一日期，普京政权释放出一个明确无误的信号：苏联和后苏联俄罗斯历史上那段没有审查的时期，从现在起等于从未存在过。这两个时代如今在压制文化表达这件事上被无缝连接起来，苏联审查机器也因此被追溯性地赋予合法性。1990年代那场自由而不受控制的艺术表达爆发，正在被从俄罗斯文化记忆中抹去。这使得这项法律的意义远不止审查。它实际上是在构造一种已经与俄罗斯当下现实相一致的“俄罗斯过去”。

　　新法最著名的受害者之一，是后朋克摇滚乐队“阿加莎·克里斯蒂”1995年的歌曲《给所有人的》。这首歌至今仍是俄罗斯流行音乐中的经典，在YouTube上的播放量达到2500万次。

　　在俄罗斯旗舰流媒体平台Yandex Music上，这首歌的标题已被改成《给所有人》，歌词中涉及违禁内容的部分——例如“音乐是给所有人的，只属于我们”——也都被删改。对于那些身处俄罗斯新的数字铁幕之后、无法接触原始录音的人来说，这首歌仿佛从来就是这个样子。

　　俄罗斯嘻哈音乐则是追溯性违规语言最严重的领域之一。法律专家预计，在一些流媒体曲库中，多达80%的曲目都将被修改、删除或以其他方式审查。唱片公司要求音乐人删除一首1995年创作歌曲中的歌词——仅仅因为2024年的法律将这些词语定为犯罪，而这些词在写下时并不违法，并且30年来已被数百万俄罗斯人传唱——这与通常意义上的审查已是性质不同的事情。

　　如今，艺术家不得不接受这样一个现实：本国的文化档案不再是俄罗斯人数十年来创作、歌唱和书写内容的记录，而是一份可以由国家随时酌情修改的临时文件。这场整顿早已不止于音乐。俄罗斯图书联盟的合规清单已经标出斯蒂芬·金、谢尔盖·卢基扬年科、村上春树、恰克·帕拉尼克和维克托·佩列文等人的“违规”作品，也包括1990年后出版的约翰·斯坦贝克和埃里希·玛丽亚·雷马克译本。

　　作家米哈伊尔·布尔加科夫和创作歌手弗拉基米尔·维索茨基的传记，如今也必须贴上警示标签，因为他们在苏联时期的毒瘾经历是重要的生平事实。网络书店甚至把审查范围追溯到了19世纪，给亚历山大·普希金和尼古拉·果戈理的作品加上了涉毒内容警告。

　　俄罗斯最大出版集团埃克斯莫的负责人表示，从技术上说，这项法律影响到的书目超过300万种。按照新规，被标记的图书会自动归类为18岁以上读物，必须用密封包装封装，并按22%的增值税征税，而文学作品的标准税率原本是10%。从这个意义上说，这项法律也是国家的一种创收机制。

　　用于清理网络流媒体目录中“异端”内容的监测机制，是人工智能，而实际效果并不理想。埃克斯莫内部的人工智能合规系统曾把作家杰尼斯·德拉贡斯基标记为违禁内容宣传违规者，原因只是算法认为他姓氏的第一个音节听起来像英文单词“drug”。

　　一些作者拒绝修改自己的文本。出版社夹在不愿配合的作者和高达数百万卢布的罚款之间，只能在无人说得清的规则下协商折中方案，而就连数字发展部自己也未能澄清这些规则。文学杂志《青年》的编辑谢尔盖·沙尔古诺夫用一句简单的话概括了这种局面：“在我看来，这只能被称为一场猎巫。”

　　正如一名记者对《福布斯》所说，结果将是“两个现实”的出现：每一首歌、每一本书、每一部电影，都会有一个存在于俄罗斯合法平台上的版本，和另一个以盗版下载或私人档案形式保存下来的版本。

　　俄罗斯出版业花了20年试图压制的盗版，如今反而成了俄罗斯人继续接触本国文化史原貌的唯一机制。被保存并躲避政府压制的，不只是高雅文化，也包括俄罗斯中产阶级长期消费的大量流行文化。正如苏联时期为躲避官方审查而存在的地下出版网络“萨米兹达特”，其中不仅有《古拉格群岛》这样的，也有偷运流传的瑜伽手册、缝纫图样和色情读物。

　　《给所有人的》发行32年后，乐队成员瓦季姆·萨莫伊洛夫——他曾公开支持乌克兰战争和反LGBT法律——在接受电台采访时，为这首歌被删改辩解说：“我们很快会做一些修改。把几个词划掉就行了。”他说这话时显然并不痛苦，甚至还补充说，这项法律在他看来是合理的。